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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陆民间口头文学抢救浪潮

2016年的两会,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(以下简称“中国民协”)主席冯骥才的提案,再次事关“非遗”保护。他表达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隐忧,并谈到了正在着手进行的“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”。

两个月前,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,冯骥才也曾喊话富豪“救救口头文学”,并重点提到了《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目》一书。他称已经收集了20亿字的中国口头文学,历时三年整理的第一期数据库已完成8.878亿字,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整理出版,他呼吁有品位的富豪们支持这项文化工程。

“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部作品《诗经》就是口头文学集,如果我们把这些口头文学整理出200套,送给美国大都会博物馆、法国国立图书馆、大英博物馆等世界知名博物馆,可以让世人了解中国博大的民间文学,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创作。”

根据中国民协的分类,口头文学包括民间故事、谚语、神话、歌谣、史诗、歇后语、民间说唱等11种类型。“口头文学是人民大众自己创造的文学,它直接体现人民的精神天地和文学创造力,直接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向往、性情气质和人文传统。”

从1957年的民歌调查运动至今,中国对民间口头文学的搜集、整理和数字化工程持续了整整60年,全国上下的参与者达数十万人。而将60年间口头文学的调查成果转化为数据形式、建设全面的基础信息数据库,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,这项工程被称为“中国民间文学的四库全书”。

以民歌为中心的采风运动

在新近出版的《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目》序言中,冯骥才介绍到,中国近代大型的有组织的口头文学抢救有三次,都是由中国民协发起和组织的。第一次是1957年发动的民歌调查;第二次是自1984年起在全国展开的《民间文学三套集成》的搜集整理工作,这一工作延伸到世纪末;第三次则是本世纪初规模浩大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,其中口头文学被作为整个抢救工程的重中之重。

中共建政后不久,在文化部的领导下,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(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)组织了一场全国拉网式的田野普查,为的是摸清文化家底,“唤醒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”,掀起了全国性的发掘整理民族民间艺术遗产的运动,其中最高潮出现在1956年至1966年。

1958年1月,《红旗》杂志刊登了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《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》,对如火如荼的新民歌运动鼓舞巨大。4月14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》,同日,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《民间文学》编辑部访问了郭沫若,向他提出关于民歌和民间文学的价值、作用及收集、整理等方面的问题。郭沫若认为,“民歌对于鼓舞、教育、组织群众的作用是伟大的,它又是很优美的文学作品。”他要求用“多、快、好、省”的方法来采集和推广民歌民谣,不允许踌躇,一定要鼓足干劲。

这种“举国体制”下的采风运动,当时即取得了巨大的成效,也形成了至今依然行之有效的普查模式。大量来自民间的异彩纷呈的口头艺术被发掘整理出来,并在各地的诗集、报刊上发表。

1965年8月,时年24岁的郎樱,刚从大学毕业便成为搜集口头文学大军中的一员。她向《》回忆道,因为自己学的是维吾尔语,被认为跟突厥语比较相近,于是被分配到新疆阿图什参加史诗《玛纳斯》的搜集工作。《玛纳斯》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,为全世界第二长的史诗,仅次于藏族史诗《格萨尔王传》,但这部史诗年久失传,需要到当地寻找仍能演唱它的歌手,并将其翻译、记录下来。

《玛纳斯》共有八部,当时世界上已知的能唱得最多的是一名吉尔吉斯歌手,他能唱三部。郎樱等人来到阿图什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阿克奇县,找到了柯尔克孜族歌手居甫·玛玛依,周怡轩,这位后来被称为“当代荷马”的歌手,让郎樱等人惊呆了,因为他陆续地将八部《玛纳斯》完整地演唱了,周怡轩,他可能是当时世上唯一能完整演唱《玛纳斯》的人。

说起当年的情形,时隔半个世纪后,郎樱仍然历历在目。由于没有录音机,只能是居甫·玛玛依一边唱,他们一边记录,记累了再换一个人。从第一部到第五部,居甫·玛玛依唱了五个月,都是半天劳动半天唱,当时他们就觉得了不起,认为发现了一位大师级的歌者。

居甫·玛玛依的记忆力特别好,一个人对着工作组的十几个人唱,后来又请了很多歌手和群众,“他一唱起来就打不住、停不下来了,结果记得我们手都麻了。”郎樱回忆道。在演唱过程中,玛玛依又想起来好多,不断地补唱再补唱。那时候,阿图什到了晚上十点钟便拉闸限电,郎樱等人便点着蜡烛把当天听的歌词翻译完。

在那里待了9个多月,文革开始了,对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戛然而止,许多东西被视为“毒草”打倒。郎樱等人把六部史诗全翻译完,抄写出来,用箱子装订好运往北京,结果被军宣队的人拆了,送到湖北的一座山里面,好多人为了要箱子,把那些辛苦搜集整理出的文稿四散开来。后来找回来一部分,被保存在中国社科院。

2014年6月1日,居甫·玛玛依去世,从新疆各地赶来十多万人为他送行,他成为柯尔克孜族的英雄,为传承中国三大史诗之一的《玛纳斯》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
中国民间文学“三套集成”

被文革打断的民间口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,直到1980年代才被重新提上议程。这一次开启的是一项将持续20多年的文化工程,数十万人参与其中,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拯救行动。

1984年5月28日,由文化部、国家民委、中国民研会联合签发《关于编辑出版<中国民间故事集成><中国歌谣集成><中国谚语集成>的通知》,标志着中国民间文学“三套集成”工程正式启动。由时任文化部长的周巍峙任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》的总主编,钟敬文、贾芝、马学良为副主编并分别兼任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》《中国歌谣集成》《中国谚语集成》主编。

当时的纲领性文件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出版规划(1985—1990)》指出:“它是在全国范围内普查、搜集的基础上,由全国29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参与搜集、编选,由专家审阅和编定的具有科学性、全面性和代表性的作品总集。”能否达到这一要求,关键在于要在全国范围内,扎扎实实地开展这一次普查活动,严格地按照一定的科学规格去采集和记录。通过普查,力求把那些濒于失传的民间口头作品抢救出来。

自此,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在全国各地区、各民族进入全面的普查阶段。据不完全统计,全国各地共搜集民间故事183万篇、民间歌谣302万首、民间谚语248万条,还有大量其他门类的民间文学作品,总字数达40亿字以上,编辑出版县卷本4000余册。

曾亲身参与过规划制定的中国民协原副主席刘锡诚向《》介绍,“基层力量是各地的文化馆,我们民协的任务是确定好指导思想,比如唯物史观,比如要坚持全民性、代表性和科学性的搜集标准,不是你想搞什么就搞什么,印成书要有代表性,工作上要有科学性。”

现供职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的刘晔原教授,是中国民协口头文学数字化的专家组成员,她师从刘锡诚,也曾参与80年代的民间口头文学搜集工作。她向《》介绍了工作人员的组织架构,“这是一项国家系统工程,中国民协是全国各省市的总会,各个省都有分会,省下面再找若干市、县的文化工作负责人来做,每个省都动员至少20人,他们到各个农村去发现有没有讲故事、说歌谣的人。”

在没有电视和手机的年代,周怡轩,村里那些会讲故事的老人是最受欢迎的,大家都集中到他们家里,听他们讲民间故事,这些故事通常都是寓教于乐,把做人的伦理、道德暗含其中,教人要厚道、淳朴、善良、尊师敬长。这些会讲故事的人被称为“故事家”。

当时,河北省的“三套集成”搜集工作走在全国前列,多次受到表彰。河北省民协主席、“三套集成”办公室主任郑一民告诉《》,当时河北省委领导非常重视,省委副书记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。“我们中国的特色,只要党政主要领导抓起来,工作就会比较顺利,动员参加搜集、整理的人数达到了五六万,周怡轩,其他省没有达到这个数的。”有的县长或书记直接担任领导小组组长,有的还亲自去参与搜集,所以河北形成了一个民间文化的热潮。

采风路上的奇闻异事

下乡采风,时常会有惊人的发现,在《》的采访中,当年的参与者们讲述了大量的奇闻异事,有的让人惊喜,有的让人感动。

比如,河北省在搜集“三套集成”过程中推出了三个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聚落文化典型,其中一个是藁城市的耿村。这个村不大,但是人人会讲故事,耿村在历史上处于交通要道,后来因为经济发展、道路变化而被边缘化。正因为此,它的文化被保存了下来,庙会特别兴旺,村里讲故事、听故事成风,那时候没有电视和广播,人们就靠故事作为精神娱乐。

“我们发现了这个村,发现了15个‘大故事家’,所谓的‘大故事家’就是能够讲400个以上故事的人,还有30多个‘中故事家’、60多个‘小故事家’。”郑一民告诉记者。耿村的事迹被报道出来以后,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参观,还有国外的学者前来采访,“大家认为,这是中国华北地区遗落的文化明珠”。

郑一民谈道,“故事村”是河北为世界民间文化研究贡献的一个新创造,因为过去世界上没有故事村,只有故事人、故事家、故事兄弟、故事姐妹,是河北创造了“故事村”的概念。为此,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,一直到现在,这个村里的中外学者往返不断,它已成为河北省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。

河北省武安县固义村的傩戏,也是在此次考察中被发现并公诸于世的。过去,学者们认为傩发源于中原,但“中原无傩”,傩在边远地区,比如云南、四川。“当我们发现固义村傩戏的时候,它保存得很完整,每年参加傩戏的有3000多人,而且仪式完备,规模也非常宏大,在这个地方也召开了国际会议,9个国家的专家看了以后,都给予了高度评价。”郑一民谈道。

固义傩戏的发现,不仅推翻了“中原无傩”的结论,还在傩戏里发现了掌珠的角色。掌珠是宋代宫廷戏曲的一个人物,通过这个人物的发现,把中国的戏曲史提前了300年。民间文化成为历史记载的重要佐证和补充,周怡轩,如今,固义傩戏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为了搜集“三套集成”,郑一民跑遍了河北的各个角落,最忙的时候,他5天跑了7个县,“那时候不像现在,没有配专车,要坐火车或汽车,有时候还要骑自行车。”

像他这样热心于搜集民间文学的人还有很多,河北野三坡有3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成立了民间文学研究社,她们自己背着干粮,步行3万多公里调查民间故事,最后出了5部书,后来这三个姑娘都被国家录用为文化干部。

1987年,民间文学“三套集成”开始省卷审稿;截至2009年,覆盖全国30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民间文学“三套集成”省卷本90卷,圆满出齐。

对于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,冯骥才向记者道出了三点:一是摸清了我国口头文学的总体状况与各种体裁的分布格局;二是发现了大量民间文学的传承人,包括故事家、歌手、传唱者等,那个时代,能讲50篇故事以上的民间故事家就有一万多人,这是很庞大的人群;三是将巨量的、无形的、动态的口头文学转化为确定的文本,这给本世纪国家非遗的认定奠定了认知基础,提供了切确的依据。现已进入国家级非遗的口头文学作品达125项,进入省级非遗的达698项,这是中国文化界为我们民族做出的历史性贡献。

世纪工程:口头文学数字化

将历经半个世纪搜集而来的数十亿字口头文学资料,进行数字化处理、建立数据库的设想,是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等人率先提出来的。

他在《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目》的序言中写道,“(中国)民间文学创造的规模不可想象,周怡轩,文化抢救的数量也不可想象。民间文化是在生活进程中生生灭灭的,周怡轩,大量当年搜集到的口头作品,今天已不再流传,为使这些珍贵遗产不再得而复失,成为民族宝贵的文化记忆并能为今天与后世享用,便于2010年,中国民协开启了史上空前的数字化工程。”

在当年12月30日的启动仪式上,冯骥才动情地说:“我们之所以选择年前最后一天做这件事,是因为这件事实在过于重要,过于庞大,过于紧迫。好像拖过今天,就拖过了一年。”这种紧迫感源于60多年来许多口头文学的讲述者已不在人世,连搜集整理者不少也已退休或离世,很多口头文学资料也正在消失。

由于搜集整理工作的时间线拉得很长,加上办公条件有限、保存不规范,当年采集而来的许多文稿陆续遗失或损毁。刘晔原告诉记者,“各个县的卷本,原来集中在县文化馆和民协,有经济能力的县进行了出版,没有经济能力的就没有出版,国家也没有给他们保存经费。随着人事的变迁或办公地点的搬移,这么多年过后,许多资料也就没人要、没人管了,有的干脆就扔掉了。”

中国民协副秘书长、口头文学数字化工程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吕军,也向记者介绍了类似情况:“我们这次去搜集资料,当年大多没能出版的油印本、铅印本,很多已经找不到了。情况好一些的,被当做废纸堆在单位的角落里,有的纸张已经发黄、发脆,只能用镊子翻页。”他们将能带走的材料都收回北京,扫描、整理、入库。

口头文学数字化一期工程,共收录了8.878亿字的4905册资料,合116.5万篇作品。要真正完成将116.5万篇作品录入数字库,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专家商讨决定,要对纸质资料库按照国家图书馆的标准,进行甄别、筛选、分类排序、编码贴标、装函套存密集柜、数据归档等步骤。

仅仅是分类,各个专家就讨论了十多次,最终确定分成神话、传说、民间故事、民间歌谣、史诗、民间长诗、谚语、谜语、歇后语、民间说唱、民间小戏11类。为了保证类型的丰富多样,每个一级又分为若干个二级,二级目录的设立标准由专家学者反复论证才能确定,比如传说有人物传说、史事传说、风物传说等。

冯骥才向《》介绍,现在第一期刚刚做完,第一期的总目和第一卷《河北卷》刚刚出版。“第一期的8.878亿字作品,如果按照20万字一册书来计算,得出4000多本。这需要一笔巨大的资金投入,所以我呼吁富豪们能支持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。”

参与口头文学数字化的专家们,大都已步入老龄阶段,周怡轩,许多人是当年田野调查的参与者,他们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在民间口头文学的抢救工作中。

正如冯骥才所说,“民间口头文学的抢救工作,只有我们这代人能做,下一代人想做也做不了了。口头文学凝聚了五千多年的历史,它最鲜明和直接地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向往、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,但在朝代的更迭中已逐渐丢失。所以一定要尽快建立数字库,要把这些宝贵的文化保留下来,让灿烂的口头文学流传下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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